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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黄河，中华民族的摇篮，抚育着中华各民族的儿女茁壮成长。生息在黄河之滨的宁夏回族儿女，深深地受益于她的惠泽，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，耕耘和开拓，终于在黄河上游形成一处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地区。宁夏回族为开发祖国的大西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，在中国回族发展史上书写了壮丽的篇章。

　　宁夏，是我国回族最早人居的地区之一。元朝，西域各地的穆斯林大批进入中国，宁夏回族的先辈也就是在此时开始落居于这块土地上的。一批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民以及阿拉伯人、波斯人不断地被签发或自动迁徒到中国来。当时，战争和农耕占很重要的地位。因此东来的穆斯林主要以驻军屯牧的形式，编成“探马赤军”。同时，也以工匠、商人、学者、掌教、官吏等不同身份散居到我国各地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就留住在宁夏，他们一概被叫作“回回人”。据《元史》记载，至元八年（1271年）九月，元世祖忽必烈“签西夏回回军”，至元十年（1273年），元世祖又下令“探马赤军，随地入社，与编民等”。按照规定，他们“上马则备战斗，下马则屯聚牧养”。元朝驻宁夏一带的蒙古军队中，有相当多的人信奉了伊斯兰教，成为宁夏回族的族源之一。

　　元代，宁夏一带是重要的屯垦区，行政区划归属陕西行中书省管辖。元代著名回回政治家赛典赤·赡思丁的儿子纳速拉丁，曾担任陕西平章政事，他“子孙众多，分为纳、速、拉、丁四姓，居留各省，故宁夏有纳家户，长安有拉家村，今宁夏纳氏最盛”（《陕西通志》）。在《银川小志》一书中还记载，“纳速耳丁，先世回纥，仕元廉访使”。据《蒙兀儿史记》“色目氏族表”中“回回氏”介绍，“凡名末有丁字者，皆摩诃末（穆罕默德）教徒男子之美称”。此纳速耳丁在元时已被列为当地“乡贤”。在13世纪初及以后的一百三四十年中，回回人已在全国许多地区取得了经济上的生存条件，并逐渐形成“大分散、小集中”的地域特点。在宁夏，回族人居住的村落和街坊的人口逐渐繁盛起来，成为宁夏主要民族之一。陕西诸道行御史台设回回椽史（《甘宁青史略》），专管回族事务。

　　明朝初年，不断有大批回回人以归附土达的身份被安插到灵州及固原各州县，形成了许多回族聚居点。清朝初年，宁夏回族人口更加繁盛，故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年）陕西巡抚毕沅在奏折中称，“宁夏至平凉千余里，尽系回庄”。由于回族在宁夏一带居住得十分密集，故当年在甘肃等地有“回七汉三”的说法。

　　清朝同治年间，宁夏以马化龙为首的回民起义军，和清军进行了多年的激烈战斗，最后遭到清政府的血腥屠杀。一部分回民曾被逼迁徙到贫瘠地区，置身在“三边一梢”（河边、滩边、湖边、渠梢）生活，尤其是南部干旱山区的回民，生活更加困苦，连日常饮水都得之不易。在城镇，多数回民居住在城关，摆摊做小商贩。

　　民国时期，宁夏回族聚居区内，封建占有关系日益加剧，良田沃壤都为官僚、地主所侵占，地租、高利贷和超经济剥削都很严重。据统计，光地主就占有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。宁夏七十多万人，而马鸿逵却豢养了十多万官吏和军队，回汉人民负担着沉重的军事费用。由于经济负担越来越重，当时在宁夏形成一股惊人的“逃户”现象，如回民聚居的同心县，原有居民四万二千人，到解放前夕，因死亡和逃散，全县剩下不到三万人。该县的王家团庄，原有一百多户人家，到1949年只留下三户孤寡。

　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，宁夏回族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经过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，包括废除宗教中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，回族人民彻底翻了身，他们和全区其他民族一道跨进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。80年代以来，回族人民在改革开放，建设新宁夏的事业中又作出了更大的贡献。